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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司法系統中，仍有許多機制令人摸不著頭腦，其中一個是刑事和解制度（或稱刑事調解），這個制度讓一些刑事案件的受害人透過調解機制，向犯罪嫌疑人索取賠償，並讓被告減刑、被檢察機關免於起訴或受公安機關撤案處理，而鼓勵犯案者改過自新，但整個制度本身凸顯的司法公義問題，卻引起法律界人士的關注。

　　一般申請刑事和解的案件都附帶民事賠償，有些中國學者批評，這樣的調解往往造成只用錢來「減刑」，意圖解決刑事案件，被告是否有能力支付賠償，又或者調解對被告能否起更新的作用，往往不被重視。申請和解的程序和決定，以至哪些罪可以作刑事和解，雖然有些地方法規規定，但實際操作的時候，更是完全受地方法院、檢察院和公安局的影響，亦沒有法律明文說明律師能怎樣代表被告或受害人參與這些調解機制，被告因被拘禁甚至不能參與調解會議，很多時候是法官和受害者家屬參與調解會議，究竟怎樣認定合理的賠償，根本沒有具體標準可依。

　　刑事和解大多用於一般較輕的青少年犯罪案件，被告和被害方達成和解協議，公安機關可以向檢察院提出從輕處理的建議，檢察院可以向法院提出從寬處罰的建議，以求讓青少年有改過自新的機會。但刑事和解的做法亦可以用在情節嚴重的案件，如：死刑案。筆者請教了一位有接辦死刑案件的維權律師，他表示最近有一個故意殺人罪案件，法官說賠十萬元就可能保命，不判死刑而改判死緩或無期徒刑，被害人家屬也同意，但被告人非常貧窮，這不禁令人要問，若只以錢來解決這樣嚴重的控罪，是否合乎司法公義？筆者反對死刑，但改判的出發點若只是讓家屬接受賠償的金額，是否恰當？刑事和解的做法是出於被害人家屬的諒解和是否接受金錢賠償，無法解決這些司法公義問題。

　　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11年8月30日頒布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亦有新增關於刑事和解的部分，第九十六條的修訂中說明當事人和解的公訴案件訴訟程序，修訂後的刑訴法第二百七十四條其中說明：1）因民間糾紛引起，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第五章（侵犯財產罪）規定的犯罪案件，可能會判 3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公訴案件；2）除瀆職以外的可能判處 7 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過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願真誠悔罪，通過向被害人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方式獲得被害人諒解的，雙方當事人可以達成和解協議。」刑訴法修正案加入了刑事和解的部分是好是壞仍有待法律學者的討論，但其中涉及「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若仍可以刑事和解的方式解決，那麼根本上對公民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的輕視，筆者翻查相關的刑法分則，這些犯罪包括：以暴力、威脅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強迫他人勞動；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監獄、拘留所、看守所等監管機構的監管人員對被監管人進行毆打或者體罰虐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非法剝奪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數民族風俗習慣；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假公濟私，對控告人、申訴人、批評人、舉報人實行報復陷害。這些都是對公民權利嚴重侵犯的罪行，若也能以刑事和解方式來向被害人賠償解決，對司法公義和保障人權來說，那是很嚴重的輕視和侵犯。

潘嘉偉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2011年10月31日發表於 香港《教協報》第595期 「維權論壇」專欄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紀念，兩岸三地政府和民間團體均有舉辦各種紀念活動，大部分是說明孫中山當年如何與其他革命志士，經歷各種困難，最終推翻腐 敗的滿清政府。「革命」被「光榮」和「神聖」化了，甚至我們會看「建國大業」及其他與辛亥革命有關的電影，欲一睹當年革命英雄的風采。

縱觀中國歷史，歷代改朝換代，及至民國建立，國共內戰後共產黨取得政權，全部都是以暴力方式推翻原來的政權，暴力抵抗好像在我們的中國文化中不斷重 演。那麼，我們中國人是否不能以非暴力的方式改變社會和政權呢？台灣的人權和民主運動，最終達至民主選舉，雖然法治制度還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但在華人社 會中以非暴力的方式改變社會，台灣的經驗值得我們參考。

筆者最近參加了一個由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和國際非暴力衝突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n Nonviolent Conflict）合辦的工作坊，探討世界各地以非暴力方式爭取改善人權和改變政權的活動，其中有講者特別介紹關於南非爭取取消種族隔離政策的運動、埃及 公民運動推翻前總統穆巴拉克的政權、肯亞民間組織對國會議員收取發展援助金的社會審計項目，以及西巴布亞人在印尼爭取自治的運動等等，這些都是公民非暴力 抵抗的一些成功或成效較顯著的例子。

其中一位講者美國衛斯理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助理教授Erica Chenoweth，長期研究社會運動的數據，她統計了從1900年至2006年全球曾經生過約300宗改變政權的運動的數據，統計顯示暴力推翻政權的運 動只有約百分之二十是成功的，反之非暴力的運動的成功率卻超過百分之五十。研究又顯示，非暴力行動在1946-1949年間的成功率約百分之四十，到 2000-2006年間的成功率已升至近百分之七十。然而，在1900年至2006年間非暴力運動的成功率在歐美達百分之八十，但在亞洲的成功率卻是最 低，只有近百分之三十，比非洲近百分之六十和中東百分之四十的成功率還差很遠。

工作坊的參加者大都是從中國大陸來香港大學讀研究院的大學生和一些內地及香港非政府組織工作者，筆者和很多參加者覺得對這樣的研究數據百思不得其 解，為何在亞洲的非暴力更換政權的運動的成功率較其他地方低那麼多？是文化差異嗎？是公民意識差異嗎？參與工作坊的內地學生都紛紛把這些數據和其他講者介 紹世界各地促進改善人權的非暴力運動的策略和方式，對照一下在現時中國那些方式是否能夠實行和是否有效，雖然大家都覺得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喚起足夠的意識， 但都對現在互聯網的高速發展及微博的普及運用抱有非常樂觀的態度，互聯網促使了以非暴力行動發起關注人權問題的可能性。

中國內地因為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集會自由被強大的黨國機關箝制，但越來越多年輕一代的中國人透過互聯網，以非常具有創意的方法關注一些被官方認為 敏感的議題，例如北京藝術家艾未未被帶走的時候，有網民繪製艾未未漫畫化的肖像，在網上被廣泛傳播；又如最近約二十位年輕的網民嘗試到山東臨沂東師古村， 探望出獄一年後仍然全家被軟禁的失明「赤腳律師」陳光誠，相繼受到暴力對待，卻沒有因此讓網民退縮，引起更多網民再嘗試去探望，並且更引起更多具創意的網 絡行動，包括：呼籲每位網民錄一段說話支持陳光誠；呼籲戴上墨鏡或用黑布條蒙上眼睛感受陳光誠面對的黑暗；仿照著名快餐店人物肖像改為陳光誠的肖像等等， 這些行動都讓更多平時無法知道這些維權人士的一般民眾，認識陳光誠和他的維權事蹟。這些網上行動都讓大家看到一線曙光，網絡行動減低了參與者的恐懼，促使 更多人願意參與。在中國現在的社會現實情況下，當然還是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廣泛喚起關注人權和民主法治的意識。

*註： 各中學老師如有興趣讓同學對中國國情及內地維權律師狀況有進一步認識，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可安排到校演講。有興趣老師可致電2388 1377與潘先生聯絡。